鹿城黄站是时光遗落在街角的褶皱，斑驳的砖墙裹着民国年间的月台故事，锈蚀的铁轨曾载着南来北往的离愁与归愿，老槐树下，卖麦芽糖的老人总念叨着未拆封的旧信，守站人用铜钥匙摩挲过三代人的车票，将叹息锁进斑驳的候车厅长椅，如今晨雾漫过站牌，卖早点的阿婆蒸笼里的白雾，混着当年旅人未散的体温，把岁月酿成了一坛微甜的酒，每个路过的人，都能尝到时光褶皱里藏着的暖。
鹿城的清晨总带着点潮湿的温意,像被泡过水的宣纸，轻轻一碰，就能洇开旧时光的墨迹，城东的黄站就是这样的宣纸——青砖灰瓦的老站房，爬满藤蔓的钟楼，还有那块站牌上“黄站”两个字，漆色斑驳，却比城里任何新地标都更像故事的注脚，有人说，黄站不是车站，是鹿城的“时光匣子”，里面锁着几代人的离别与重逢，而打开匣子的钥匙，就藏在那些来往的旅客，和守站人的皱纹里。
老陈与黄站的“半生缘”
老陈是黄站的“活地图”，也是这座小站的“守钟人”，从二十岁顶替父亲来黄站当售票员，到如今鬓角染霜，他把人生最壮的年月都钉在了这三站台的候车长椅上，他的工装洗得发白，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服务标兵”徽章，口袋里总揣着一本翻烂的《时刻表》，页边写满了蝇头小楷——哪趟车会晚点，哪个车厢的空调声特别响，哪个旅客总爱在清晨六点买杯热豆浆……这些细节比他自己的记忆还清楚。
“您看，这K312次车，三十年前还是绿皮车，哐当哐当得开八个小时，现在只要三个半小时。”老陈指着时刻表上的红笔痕迹，眼角的皱纹笑成了菊花，“那年我姑娘考上大学，就是这趟车送她去的，她站在三站台，冲我挥手，我看着她的小辫子越甩越远，眼泪就掉在站牌上了。”说到这儿，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叠泛车票，最上面一张是1998年的硬纸票，票价栏写着“58元”，终点站是“北京”。
黄站没有高铁站那么光鲜,甚至连电子屏都是后来才装的，但老陈觉得，这里“有温度”，他记得有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太太，每天清晨都来站台转悠，嘴里念叨着“等儿子回来”，老陈不知道她儿子是哪趟车的，就每天帮她泡杯热茶，陪她坐一会儿，直到去年冬天，老太太的儿子从国外回来，在黄站找到了母亲——原来儿子小时候，母亲总带着他在站台等父亲下班，后来父亲走了，母亲就把站台当成了“家”。
“你看，这地方啊，不光送人，还留人。”老陈擦了擦铁皮盒子，把它重新锁进抽屉，“我退休那天，站长说要把钥匙给我，我说不用，黄站的钥匙，早在我心里了。”
林晚与黄站的“未完待续”
林晚是第一次来黄站,她是个写小说的，最近卡在“如何写一座小城的记忆”这个选题上，朋友说：“你去鹿城的黄站吧，那里的每一块砖都能讲故事。”
她到黄站时,正赶上下午三点的“慢车”进站，这趟车只停靠周边的小县城，车厢里挤着背着背篓的农民、提着编织袋的打工者，还有几个像她一样，带着“寻找”眼神的旅客，老陈在站台边帮一位大爷提行李，嘴里念叨着：“李大爷，您这包里装的啥？沉甸甸的。”大爷咧开没牙的嘴：“是地里挖的红薯，给城里的闺女带的。”
林晚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看着老陈和旅客们闲聊，像在看一部无声的老电影，她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一个旧报摊上，摊主是个戴草帽的老太太，面前摆着几份过期的报纸，还有一本翻卷了边的《鹿城晚报》，林晚随手拿起翻看，一张夹在报纸里的照片掉了出来——照片上是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站在黄站的站牌下，笑得一脸灿烂，照片背面写着：“1998年，黄站，第一次来鹿城。”
“这是我闺女。”老太太不知何时坐到了她身边，声音轻得像风，“那年她十六岁，来城里读高中，我每次都坐这趟慢车送她，在站台上给她塞个煮鸡蛋，后来她考上大学，工作了，嫁到了外地，回来的次数就少了。”老太太摩挲着照片，眼里的光像蒙了层纱，“可她每年生日，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从不同的地方寄来，但邮票上，永远盖着‘黄站’的邮戳。”
林晚突然有了灵感,她打开笔记本，写下：“黄站不是终点，是无数故事的起点，那些从这里出发的人，带着鹿城的烟火气走向远方；那些回到这里的人，又把远方的故事带回了站台。”
黄站的“烟火气”
黄站的烟火气,藏在街边的小吃摊里，卖茶叶蛋的阿婆摊前总飘着八角和桂皮的香气，她说：“我在这儿卖了二十年茶叶蛋，送走的人比见过的还多，有个小伙子，小时候总来买茶叶蛋，说要当宇航员，前年真的穿着宇航服回来了，还给我带了块月球石。”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块光滑的石头，笑着说：“假的，但我高兴。”
还有站前那家“老王修鞋铺”，老板老王的工具箱比他的年纪还大，锤子、锥子、胶水罐，每一件都磨得发亮，他说：“黄站的鞋子，走的都是远路，打工人的鞋底磨穿了，学生的书包带断了，我都给修好，有次有个姑娘来修鞋，说要去北京追梦，三年后她回来了，穿着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