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婚姻以礼法为纲、伦理为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奠定婚姻基础，“夫为妻纲”规范关系核心，礼法层面，“七出三不去”界定夫妻权责，伦理上强调“夫义妇顺”，生活日常中，男主外女主内，祭祀、育儿共担家庭责任，情感表达含蓄内敛，多依礼而行，夫妻关系既受礼法约束，亦在烟火日常中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活共同体，体现古代社会“家国同构”下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
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以“礼”为核心，夫妻关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家族伦理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下，男性的婚内性行为被置于儒家伦理、宗法制度与礼教规范的框架下，其目的、方式与约束均与现代观念存在显著差异，要理解古代男性与妻妾的性关系，需从制度、伦理与文化三个维度展开,而非脱离历史语境的简单揣测。
婚姻的本质：“合二姓之好”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古代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合二姓之好”，通过联姻巩固家族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其次才是“继后世”——即确保子嗣延续，以祭祀祖先、传承家业。《礼记·昏义》明确：“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在这一逻辑下，性关系并非单纯的个人欲望，而是履行家族责任的“义务”。
对男性而言，婚姻是“合礼”的性关系合法化途径，正妻（嫡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具有正统地位；妾则多为陪嫁、购买或收养，地位低于正妻，是家族劳动力的补充与子嗣的“后备”，无论是妻还是妾，与男性的性关系均被纳入宗法体系,服务于家族延续的核心目标。
性关系的伦理约束：“礼”与“序”的规范
儒家思想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性关系需严格遵循伦理秩序，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嫡庶之别与尊卑秩序
在妻妾制度下，男性与妻妾的性关系存在明确的等级差异，正妻作为“主内”的核心，其地位不可动摇，与丈夫的性关系被视为“正配”，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妾则处于从属地位，需“事夫如事主”，其性关系更多被视为对丈夫需求的满足，甚至带有“工具性”——如正妻无子时，妾需“代妻生子”，以确保子嗣血统的纯正。
《礼记·内则》规定：“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即正妻不在时，妾虽可侍寝，但需遵守特定礼仪（如“当夕”指特定日期），不得逾越正妻的尊卑地位，这种规范本质是通过性关系的等级化，维护家族内部的“序”。
时机与场合的礼法限制
古代对性关系的时机与场合有严格约束，需避开“四时之禁”与“五不御”等规定。《礼记·月令》记载，春季“毋或进”；夏季“长养，毋有伐”；秋季“冬藏，毋有犯”；冬季“阴阳交，万物毕成，君子安身静体，去声色，禁耆欲”，认为不同季节的性活动可能干扰自然秩序，影响健康与子嗣质量。
“五不御”则包括：女子月经期、孕期、哺乳期、生病期间，以及斋戒祭祀时，禁止发生性关系，这些规定既包含对女性身体的保护（如避免经期性交导致疾病），也体现了“敬天法祖”的宗教意识——性需在“合礼”的范围内进行，不可随意放纵。
男性欲望的节制：“节欲”与“养德”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性欲望的节制被视为个人德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尽心下》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主张男性应克制过度沉溺于女色，以免“乱性”“伤身”，历代士大夫常以“寡欲”为修身准则，如宋代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本意指女性守节，但也反映出对男性欲望的道德约束。
皇帝作为“天子”，其性关系更需符合“天人感应”的规范，后宫制度虽庞大，但儒家经典强调“贤妃贞女”辅佐君主，反对“淫乐过度”，否则可能被视为“失德”,引发天灾人祸。
历史语境下的现实差异：礼法与现实的张力
尽管礼法对性关系有诸多规范，但历史现实中，不同阶层男性的性实践存在显著差异：
贵族与士大夫：礼法与欲望的平衡
贵族阶层拥有妻妾资源，需在“礼”的框架内行事，唐代官员需遵守“官妓制度”，但家中妻妾仍需遵循嫡庶之别；宋代士大夫提倡“室家之道”，但仍存在蓄养妾媵、狎妓的现象，反映出礼法对欲望的有限约束。
平民男性：实用主义与生存逻辑
平民男性经济能力有限，多为一夫一妻制，性关系更注重实用功能——如延续子嗣、协助劳作，受限于经济条件，他们难以践行贵族阶层的“礼法规范”，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仍深刻影响其性行为，子嗣压力是平民男性性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边缘群体：制度的例外与反抗
奴婢、娼妓等边缘群体的性关系则更多受权力与经济压迫支配，男性对奴婢的性侵犯被视为“常态”，而娼妓制度则为男性提供了婚外性关系的合法化渠道，这些现象虽被礼法默许，但也被视为“非礼”的补充,反映了制度对底层女性的剥削。
现代视角下的反思：历史局限性与进步意义
古代男性与妻妾的性关系，本质是封建宗法制度与儒家伦理的产物，其核心是维护家族等级与男性权力，女性在性关系中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这种关系模式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性，将性工具化，与现代“平等、自愿、尊重”的性观念存在根本冲突。
从历史视角看，古代对性关系的规范（如“节欲”“避忌”）也蕴含着朴素的卫生观念与生态智慧，其对欲望的节制反思，对现代社会的性健康与伦理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理解古代婚内性关系，需摒弃猎奇心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既看到封建礼教的压迫性，也认识到传统伦理对维系社会秩序的复杂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推动现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平等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