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闪烁的湘潭舞厅里，夜是她们的战场——高跟鞋敲击地板，酒杯碰撞出虚浮的热闹，笑容在昏暗中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而当晨曦褪去霓虹，白昼揭开浮华的面纱，她们褪去华服，回归平凡巷弄，在市井烟火里舔舐伤口，或为生计奔波，或于寂静中发呆，这舞厅小姐的日夜，是浮生若梦的缩影：夜的喧嚣与昼的沉寂交织，光鲜背后是无人诉说的孤独，在繁华与落寞间，她们用身体与时光，丈量着生活最真实的重量。
湘潭的夜,是从湘江边的霓虹开始的，当最后一班渡轮的汽笛声隐入江雾，解放路、车站路的舞厅便次第亮起招牌——“金碧辉煌”“夜巴黎”“红玫瑰”，旋转的射灯切割着黑暗，舞池里的男女踩着节拍旋转，而舞厅小姐们，便在这光影交错间，用高跟鞋敲击出属于自己的生存节拍。
舞池边的“应召者”
“先生，要陪跳吗？”声音很轻，带着刻意放软的尾音，林姐（化名）端着托盘，在舞厅里穿梭，玻璃杯里的冰块碰出细响，她今年42岁，眼角有了细纹，但眼尾上挑的弧度还带着年轻时的风情，一件黑色吊带裙裹着不算丰腴的身材，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声音比其他小姐更沉稳——她在湘潭的舞厅里，已经待了15年。
“陪跳一首歌50块，出台800块。”林姐从不绕弯子，这是舞厅里不成文的规矩，她接过客人递来的烟，用打火机点上，烟雾缭绕中，能看到她眉骨上的一道浅疤——那是去年夏天，一个喝醉的客人闹事，她下意识挡在了同事前面。“我们不是‘小姐’，是‘陪舞师’。”林姐常对刚来的小姑娘说，“但别人眼里，我们就是‘舞厅小姐’，标签撕不掉。”
舞厅小姐们的“上班时间”，从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两点，客人多是些中年商人、外地务工者，或是刚下夜班的年轻人，有人只是想找个伴跳支舞，排解孤独；有人带着明确的目的，在酒精和音乐的催化下，试探着提出更过分的要求。“拒绝是常有的，但得有分寸。”小玲（化名）说，她刚来时不懂，拒绝了一个客人的“出台”邀请，被对方泼了一杯酒，老板却让她“忍着，客人不能得罪”，后来她学乖了，遇到不合适的客人，就笑着说“姐姐今天不舒服，明天给您留着”，或是悄悄叫来保安。
“其实很多人也苦。”林姐说，有个常来的客人，每次来都坐在角落，点一杯啤酒，看她跳舞。“他说他老婆病了，孩子要上学，出来跳舞没人陪，就看看我。”有次客人喝多了，塞给她一包烟，说“你跳舞的样子，像我年轻时候的爱人”，那一刻，林姐没觉得他是骚扰，只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缺，舞厅只是个暂时填满的地方”。
夜色褪去后的“日常”
凌晨三点,舞厅的霓虹灯熄了大半，林姐和小玲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风吹起她们的裙角，带着湘江边潮湿的水汽，公交已经停运，她们得打车回出租屋——在湘潭老城区的巷子里，一间月租400元的单间，住着两三个小姐。
“白天才是真正的‘生活’。”小玲说，她今年25岁，老家在湘潭县农村，母亲常年吃药，父亲在工地打零工，她白天在菜市场帮人卖菜，下午四点收摊，回家洗个澡，化个妆，晚上七点准时出现在舞厅。“我妈不知道我的工作，只说我‘在城里卖衣服’。”小玲低头玩手机，屏幕上是她三岁的儿子，视频里孩子喊“妈妈”，她眼圈一下子红了，“等孩子大了，我就不跳了，回去开个小卖部。”
林姐的儿子今年18岁,正在读高中，她从不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工作，只说自己“在酒店做服务员”，儿子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她从舞厅里一分一分攒出来的。“有一次儿子问我，为什么总是晚上回家，身上有酒味。”林姐沉默了一下，“我说妈妈是调酒师，他信了。”她从包里翻出一张照片，是儿子去年考上高中的合影，她笑得比儿子还开心，“只要他能好好读书，我跳一辈子舞都行。”
舞厅小姐们的“日常”，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她们要应付客人的骚扰、老板的苛刻，还要躲着熟人——在湘潭这种小城市，“舞厅小姐”四个字，足以让一个家庭抬不起头，有人离婚了，孩子归前夫，只能在周末偷偷去看一眼；有人被亲戚借钱，明明自己刚交完房租，还是咬牙掏钱——“怕人说‘看不起我们’，其实我们比谁都想活得体面。”
霓虹灯下的“江湖”
湘潭的舞厅,是个小小的“江湖”，这里有拉帮结派的“大姐”，也有刚入行的小姑娘；有客人的“潜规则”，也有姐妹间的“抱团取暖”。
“王姐”是舞厅里的“大姐头”，40多岁，打扮得珠光宝气，说话带着江湖气，她不陪跳，但手下带着十几个小姐，从“出台”分成到服装化妆，都要经她的手。“跟着王姐，至少没人敢欺负你。”小玲说，刚来时不懂规矩，被客人刁难，是王姐带着人堵在舞厅门口，“以后谁敢动我的人，别怪我不客气。”
但“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不碰毒品”，这是所有舞厅小姐的底线；新人有新人罩”，老小姐会带着新人熟悉客人脾气，教她们怎么“说话得体”；散场后一起走”，凌晨的街道不安全，她们会结伴打车，互相照应。
“其实我们和普通打工者没两样。”林姐说，她见过凌晨四点的湘潭街头，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扫地，早餐摊的支起了锅，而她们刚从舞厅出来，“都是靠力气吃饭，只是我们的力气，在舞池里，在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