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全以“儒者”为魂，深耕儒家思想，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提炼智慧，主张“仁”与“和”的时代价值；以“师者”为本，教书育人数十载，启迪后辈在文化传承中创新思考；以“行者”为径，将理念付诸实践，推动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践行“知行合一”，三者交织，铸就其思想人生：既有儒者的深沉哲思，又有师者的育人担当，更有行者的实践温度，为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留下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的精神印记。
在新加坡的思想星空中,白洁全（1934-2013）是一颗温润而恒久的星，他以儒家哲学为锚，以教育实践为舟，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为新加坡乃至华语世界构建了一座连接古典智慧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桥梁，他不仅是儒学研究的学者，更是将儒家伦理融入社会肌理的践行者，其“儒者之思、师者之责、行者之勇”，至今仍滋养着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学术深耕：让儒家哲学“活”在当下
白洁全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儒家经典的“温情与敬意”，却不止于考据与诠释，他深耕儒学数十年，尤其专注于《论语》《孟子》等原典的现代转化，致力于打破“儒学是封建糟粕”的刻板印象，让古老智慧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困惑。
在《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他提出“儒家伦理不是一套僵硬的教条，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他以“仁”为核心，将“仁者爱人”解读为现代社会的同理心与责任感；以“礼”为路径，强调“礼”并非繁文缛节，而是尊重他人、维护秩序的“文明底线”；以“中庸”为智慧，主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平衡之道”，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书斋，而是始终关注现实：面对物质主义的冲击，他呼吁“见利思义”；面对人际关系的疏离，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面对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这种“接地气”的学术风格，让儒家哲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照进现实生活的光。
教育躬行：让儒家伦理成为“国民素养”
如果说学术研究是白洁全的“理想”，那么教育实践便是他“落地生根”的田野，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桃李满天下；但更让他牵挂的，是儒家伦理如何成为新加坡“国民教育”的基石。
1980年代,新加坡面临快速现代化带来的道德冲击：青少年价值观模糊，社会凝聚力减弱，时任总理李光耀提出“儒家伦理教育计划”，白洁全作为核心专家，参与课程设计与教材编写，他主张“儒家伦理教育不是‘复古’，而是‘创古’”——既要保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又要用青少年能理解的语言讲述：比如将“孝”从“绝对服从”转化为“感恩与责任”，将“信”从“君臣之信”扩展为“社会契约”，他亲自走进中学课堂，用“孔融让梨”讲谦逊，用“曾子杀猪”讲诚信，用“范仲淹先忧后乐”讲担当，这些生动的故事，让儒家伦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孩子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这场“儒家伦理运动”深刻影响了新加坡的国民性格：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儒家伦理”成为超越种族的“共同价值”，培养了“具有东方价值观的现代公民”，白洁全曾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情怀；既能拥抱现代，又能扎根传统。”
思想之光：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起“桥梁”
白洁全的思想,始终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拒绝“文化复古”，而是主张“创造性转化”——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与现代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相融合，形成“新加坡特色的儒家现代化”。
他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概念：认为儒学经历了先秦的“原创期”、宋明的“理学期”，在现代社会应进入“第三期”——即与全球化、现代化对话的新阶段，他以“新加坡经验”为例：儒家伦理强调的“和谐”，为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文化基础；“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结合，形成了“协商式民主”的独特模式；“义利之辨”与市场经济结合，塑造了“诚信经营”的商业伦理，这些探索，不仅为新加坡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东方方案”。
晚年的白洁全,仍笔耕不辍，关注着儒家伦理在人工智能、全球化时代的新意义，他认为：“科技越发达，越需要‘仁’来约束；世界越多元，越需要‘和’来包容。”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让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示。
儒者之风，泽被后世
2013年,白洁全先生与世长辞，追悼会上，无数学生、学者、市民自发前来送别，有人手持“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挽联，有人诵读他常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以学术为根，以教育为脉，以社会为土，让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民族复兴”时，白洁全的思想与实践恰如一面镜子：传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