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染不亮香港街角的尘埃，“老泥妹”们在都市光影里沉浮，她们是霓虹下的浮世绘，街头为布，生活为墨，勾勒出边缘青春的粗粝与真实——或许有迷惘与挣扎，却也藏着不被定义的韧劲，在繁华与落寞的缝隙间，她们的故事是都市肌理里一道独特的纹路，细碎却鲜活，映照着香港最真实的烟火人间。
霓虹与“老泥”：被标签的青春
“老泥妹”，三个字裹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市井烟火与时代褶皱，这个词源于粤语，“老泥”本指身上积攒的污垢，后来被用来形容一群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少女——她们头发蓬乱，衣着邋遢，常聚集在旺角、深水埗的快餐店、天桥下，身上沾着廉价的香水味与烟味，眼神里混着迷茫与桀骜，在媒体的渲染下，她们被贴上“不良少女”“援交妹”“问题儿童”的标签，仿佛是繁华都市里的一块块“污渍”，却很少有人看见污渍之下，那些被生活磨得发亮的、真实的青春。
逃离与沉沦：被推开的“家”
“老泥妹”的诞生，从来不是孤立的“堕落”，而是时代与家庭共同编织的困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新市镇的扩张也撕裂了许多传统家庭，父母在工厂、写字楼里疲于奔命，对子女的关心只剩“有没有吃饭”“成绩好不好”的敷衍；有些家庭本身充斥着暴力、争吵，孩子在恐惧中长大，家不是港湾，而是牢笼。
14岁的阿May（化名）第一次“走抵额”（离家出走）是因为继父的巴掌。“妈妈哭着求我留下，可她不敢看他。”她后来在社工的记录里写，“街上比家里暖，至少风不会打我。”像阿May这样的女孩，大多在12岁前后逃离家庭，挤在“劏房”（隔断房）里，或是在24小时快餐店“打游击”——花20港币买一杯热奶茶，就能坐上一整夜，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偷窃、援交成了“生存技能”，但更多时候，她们只是抱团取暖：分食一包薯片，共用一支口红，在烟雾与酒精里短暂忘记“明天怎么办”。
霓虹灯下的“江湖”：规则与温情
在主流视野里,“老泥妹”是混乱的代名词，但她们的群体里，自有不成文的“江湖规矩”，她们排斥“装成熟”的女孩，讨厌“捞女”（拜金女），却对“自己人”格外护短，16岁的阿玲（化名）曾因为偷被店主抓住，一群姐妹围在店门口，齐声喊“放人！”“她只是饿！”店主最终妥协，带着她们去吃了碗热腾腾的云吞面。
她们也有自己的“浪漫”，在深水埗的天桥下，男孩会用攒了几周的零花钱买一瓶菠萝汽水，女孩会把捡来的发卡别在耳边，唱着Beyond的《海阔天空》，假装自己“自由得像风”，可当汽水喝完，发卡掉在地上，现实的重量又会压下来：她们睡过的天桥下，第二天会有清洁工扫走空酒瓶；她们援交后住的廉价宾馆，床单上永远有洗不掉的污渍。
被看见的伤痕：从“污名”到“理解”
上世纪90年代,随着香港社会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老泥妹”逐渐从媒体的“猎奇对象”变成被研究的“社会现象”，社工走进她们的群体，不是为“改造”，而是为“陪伴”，有社工在快餐店陪她们熬夜，听她们讲家里的故事；有老师为她们补课，告诉她们“读书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阿May后来在社工的帮助下重返校园,考到了美容师证书；阿玲离开了那个“姐妹团”，在茶餐厅做服务员，闲暇时会去图书馆看书，她们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老泥妹》，镜头里的她们不再只是“邋遢少女”，而是一个个有笑有泪、有脆弱也有坚韧的个体，当观众看到阿May拿到第一份工资时给妈妈买了一件毛衣，妈妈抱着她哭，屏幕外的许多人也红了眼眶——原来那些被贴上“坏”标签的女孩，心里也藏着对爱的渴望。
尘埃里的光：未被遗忘的青春
“老泥妹”这个词已渐渐淡出香港的日常，但她们留下的印记，却像霓虹灯下的尘埃，看似微弱，却真实存在，她们是香港高速发展期的“代价”，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包容与反思。
或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老泥妹”——她们可能是城中村的留守儿童，可能是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也可能是网络上被骂“废物”的年轻人，但无论她们身处何处，青春的本质从未改变：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爱，渴望在破碎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就像阿玲在纪录片结尾说的：“以前以为‘老泥’是脏，现在才明白，‘老泥’是被生活磨出来的茧，只要茧里还有血肉，就总能长出新的东西来。”
霓虹依旧闪烁,而那些曾经被尘埃覆盖的青春，终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