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姨姐，恰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满院洁白的花朵在阳光下舒展，浓郁的香气裹着夏日的风，轻轻叩开记忆的门扉，她站在花树下，浅笑盈盈，眉眼间带着温婉，像栀子花一样干净明朗，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花瓣的缝隙洒在她身上，也落在我心里，成了初遇时最鲜明的底色，多年后想起，栀子香与她的笑意依然清晰，温暖如初。
那年的夏天好像格外长，老院的栀子树从六月开到七月，甜香漫过青灰的瓦片，连风里都带着点腻人的温柔，我跟着妈妈提着两斤白糖和一袋喜饼，踩着乡间土路去村东头参加表哥的婚礼——那是妈妈堂姐的儿子，按辈分我得叫姨姐的人,我第一次见。
妈妈说姨姐比她小五岁，刚满二十，在城里读师范，这次是特地请假回来给表哥当伴娘，我脑子里描摹过无数次姨姐的样子：或许是扎着高马尾、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活泼姑娘，或是戴着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文静学生，可当我跟着妈妈走进堂屋时,看见的却是另一个画面。
堂屋中央摆着张八仙桌，红绸铺着，上面堆着喜糖、红枣、花生，一个穿淡紫色旗袍的姑娘正踮着脚尖贴窗花，她头发松松绾了个髻，几缕碎发垂在耳边，手里捏着张红纸，剪刀在她指尖翻飞，像只灵巧的蝴蝶，阳光从雕花木窗棂漏进来，落在她微翘的睫毛上，投下浅浅的影子，听见我们进门，她转过身，手里还捏着半剪好的“囍”字，眼睛弯弯的：“姐，你们来啦？”
那是她第一次开口，声音清亮，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糯，妈妈笑着把东西递过去：“阿宁，这是你姨家的小妹，以后跟着我一起住，你多带她玩几天。”她叫阿宁，原来这就是姨姐，我攥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后面偷看她——她皮肤很白，旗袍裹着纤细的腰，脚上是一双白色小皮鞋，干净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月牙，她见我不说话，蹲下身，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有点凉：“小妹，怎么这么害羞？我叫林阿宁，你叫我姨姐就好。”
那天下午，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她贴窗花，我就在旁边帮她递纸；她给婚房铺红被褥，我就笨手笨脚地帮她扯床单；连厨房里洗菜，她也把我拉到小马扎上坐着，教我择空心菜：“叶子要摘黄了的，根别切太短，不然炒出来不脆。”她说话时总带着笑，眼睛亮晶晶的，像盛着夏天的阳光，我慢慢没那么拘谨了，甚至敢问她：“姨姐，你旗袍上的花是自己绣的吗？”她低头扯了扯衣襟，笑了：“哪呀，买的，不过我妈说我穿旗袍好看，像旧画里的人。”
婚礼前，表哥的伴郎们来闹洞房，吹着口哨往门上扔彩带，我吓得躲进里屋，听见姨姐在外面大声说：“别闹了！小妹还在里面呢！”她推开门，站在门口，手叉着腰，有点凶，但眼睛里全是笑，那些伴郎一见她，反而更起哄：“哎哟，伴娘姐姐凶得很啊！”她红着脸追过去，裙摆飘起来，像一朵被风吹动的栀子花，我站在门后，突然觉得，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姨姐,好像比我想象中更厉害一点。
晚上吃喜酒，大人们都在外屋划拳喝酒，我和姨姐挤在小厨房里吃面条，她给我碗里夹了个荷包蛋，说：“小妹，多吃点，明天带你去村口的小溪摸鱼。”我咬着面条，含糊不清地问：“姨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愣了一下，然后用筷子敲了敲我的脑袋：“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啊，再说了，我比你大，不得罩着你点？”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落在我的碗里,像一块融化的糖。
那天晚上，我和姨姐挤在一张小床上，她给我讲大学里的趣事，讲她们宿舍的女生晚上偷吃泡面，讲她喜欢的语文老师总夸她作文写得好，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帮我掖了掖被角，还有一股淡淡的栀子香,是姨姐洗发水的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姨姐那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了，自己化了妆，又帮妈妈熨旗袍，连婚房的红蜡烛都是她一根根摆好的，可她从头到尾没喊过一句累，反而一直笑着,像夏天里最甜的那口西瓜。
第一次见姨姐，我十岁，她二十岁，那天老院的栀子花开得正好，她穿着淡紫色旗袍，蹲下身碰我的手背，笑着说“叫我姨姐就好”，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又多了一个会对我好、会罩着我的人。
现在每次回老家，姨姐还是会从城里带栀子香味的护手霜给我，说：“你小时候喜欢那味儿，现在也没变。”我笑着接过来，突然想起那年夏天，她站在阳光里，手里捏着半剪好的“囍”字，眼睛亮晶晶的，原来有些相遇，就像栀子花开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带着甜香,记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