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姨姐,恰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满院洁白的花朵在阳光下舒展,浓郁的香气裹着夏日的风,轻轻叩开记忆的门扉,她站在花树下,浅笑盈盈,眉眼间带着温婉,像栀子花一样干净明朗,那天的阳光很好,透过花瓣的缝隙洒在她身上,也落在我心里,成了初遇时最鲜明的底色,多年后想起,栀子香与她的笑意依然清晰,温暖如初。
那年的夏天好像格外长,老院的栀子树从六月开到七月,甜香漫过青灰的瓦片,连风里都带着点腻人的温柔,我跟着妈妈提着两斤白糖和一袋喜饼,踩着乡间土路去村东头参加表哥的婚礼——那是妈妈堂姐的儿子,按辈分我得叫姨姐的人,我第一次见。
妈妈说姨姐比她小五岁,刚满二十,在城里读师范,这次是特地请假回来给表哥当伴娘,我脑子里描摹过无数次姨姐的样子:或许是扎着高马尾、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活泼姑娘,或是戴着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文静学生,可当我跟着妈妈走进堂屋时,看见的却是另一个画面。
堂屋中央摆着张八仙桌,红绸铺着,上面堆着喜糖、红枣、花生,一个穿淡紫色旗袍的姑娘正踮着脚尖贴窗花,她头发松松绾了个髻,几缕碎发垂在耳边,手里捏着张红纸,剪刀在她指尖翻飞,像只灵巧的蝴蝶,阳光从雕花木窗棂漏进来,落在她微翘的睫毛上,投下浅浅的影子,听见我们进门,她转过身,手里还捏着半剪好的“囍”字,眼睛弯弯的:“姐,你们来啦?”
那是她第一次开口,声音清亮,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糯,妈妈笑着把东西递过去:“阿宁,这是你姨家的小妹,以后跟着我一起住,你多带她玩几天。”她叫阿宁,原来这就是姨姐,我攥着妈妈的衣角,躲在后面偷看她——她皮肤很白,旗袍裹着纤细的腰,脚上是一双白色小皮鞋,干净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月牙,她见我不说话,蹲下身,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有点凉:“小妹,怎么这么害羞?我叫林阿宁,你叫我姨姐就好。”
那天下午,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她贴窗花,我就在旁边帮她递纸;她给婚房铺红被褥,我就笨手笨脚地帮她扯床单;连厨房里洗菜,她也把我拉到小马扎上坐着,教我择空心菜:“叶子要摘黄了的,根别切太短,不然炒出来不脆。”她说话时总带着笑,眼睛亮晶晶的,像盛着夏天的阳光,我慢慢没那么拘谨了,甚至敢问她:“姨姐,你旗袍上的花是自己绣的吗?”她低头扯了扯衣襟,笑了:“哪呀,买的,不过我妈说我穿旗袍好看,像旧画里的人。”
婚礼前,表哥的伴郎们来闹洞房,吹着口哨往门上扔彩带,我吓得躲进里屋,听见姨姐在外面大声说:“别闹了!小妹还在里面呢!”她推开门,站在门口,手叉着腰,有点凶,但眼睛里全是笑,那些伴郎一见她,反而更起哄:“哎哟,伴娘姐姐凶得很啊!”她红着脸追过去,裙摆飘起来,像一朵被风吹动的栀子花,我站在门后,突然觉得,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姨姐,好像比我想象中更厉害一点。
晚上吃喜酒,大人们都在外屋划拳喝酒,我和姨姐挤在小厨房里吃面条,她给我碗里夹了个荷包蛋,说:“小妹,多吃点,明天带你去村口的小溪摸鱼。”我咬着面条,含糊不清地问:“姨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愣了一下,然后用筷子敲了敲我的脑袋:“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啊,再说了,我比你大,不得罩着你点?”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落在我的碗里,像一块融化的糖。
那天晚上,我和姨姐挤在一张小床上,她给我讲大学里的趣事,讲她们宿舍的女生晚上偷吃泡面,讲她喜欢的语文老师总夸她作文写得好,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帮我掖了掖被角,还有一股淡淡的栀子香,是姨姐洗发水的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姨姐那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了,自己化了妆,又帮妈妈熨旗袍,连婚房的红蜡烛都是她一根根摆好的,可她从头到尾没喊过一句累,反而一直笑着,像夏天里最甜的那口西瓜。
第一次见姨姐,我十岁,她二十岁,那天老院的栀子花开得正好,她穿着淡紫色旗袍,蹲下身碰我的手背,笑着说“叫我姨姐就好”,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又多了一个会对我好、会罩着我的人。
现在每次回老家,姨姐还是会从城里带栀子香味的护手霜给我,说:“你小时候喜欢那味儿,现在也没变。”我笑着接过来,突然想起那年夏天,她站在阳光里,手里捏着半剪好的“囍”字,眼睛亮晶晶的,原来有些相遇,就像栀子花开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带着甜香,记了好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