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丝袜表姐，那双泛着微光的丝袜，是她青春最贴身的铠甲，它裹着少女的懵懂与倔强，也裹着初入社会的防备与试探，丝袜上的细微勾丝，是磕绊的印记；紧致的包裹感，是她与世界对抗时给自己撑起的底气，这层薄薄的黑色，藏起青涩，也藏起锋芒，让她在岁月里踩出清晰的脚印——原来青春的铠甲不必厚重，一袭丝袜，便能裹住所有滚烫的往事，和那个从未低头的自己。
第一次见到表姐时,我七岁，她踩着细高跟，黑色丝袜裹着修长的腿，在乡下老屋的泥地上踩出细碎的声响，阳光从木窗棂漏进来，刚好打在她腿上，那层薄薄的丝泛着微光，像某种神秘的光晕，我躲在门后，只敢露出半只眼睛看她——她不像村里其他姑娘，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像画报里的人，带着点不真实的、让人心慌的美。
那年她十八岁,刚从省城职高回来，揣着一张“美容师资格证”，说什么也不肯去镇上的服装厂缝扣子。“我要去深圳，”她坐在堂屋的竹椅上，翘着腿，指尖划过丝袜表面的暗纹，“穿最好的衣服，赚最多的钱。”外婆皱着眉，用拐杖磕地：“女娃穿成这样，像什么话？”她没吭声，只是把腿收了收，那双黑丝袜在阴影里更显浓重，像一层结实的壳。
后来我知道,那双丝袜是她省了三个月饭钱买的，在深圳的电子厂流水线上，她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汗水浸透工服，腿被机器磨出细密的血点，但下班后，她会去城中村的夜校学英语，周末挤公交去华强北逛批发市场，用攒下的钱买第二双、第三双黑丝袜。“深圳的姑娘都穿，”她在电话里跟我妈说，“穿得精神，才不会被欺负。”我后来见过她那时的照片：站在天桥上，背景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她穿着黑色连衣裙，腿上的丝袜在镜头里泛着冷光，嘴角抿着，眼神却亮得像淬了火。
她二十岁那年,从电子厂辞职，在华强北租了个小柜台，卖手机配件，第一次进货时，她揣着所有积蓄，凌晨三点去广州批发市场，回来时，行李箱滚轮卡在坑洼的路上，她干脆拖着箱子走，丝袜膝盖处磨出了两个小洞，她没哭，蹲在路边用针线缝，线头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像她那时的人生，狼狈却硬气。“客户觉得我穿得利索，才肯跟我谈生意。”她笑着说，手指拂过丝袜上的补丁，那动作像在抚摸一件珍宝。
再后来,她在深圳买了小公寓，做了小老板，我去深圳找她时，她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黑丝袜配着黑色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奖杯，是“销售冠军”的奖杯，她给我泡茶，指尖划过奖杯光滑的表面，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总穿黑丝袜吗？”我摇摇头，她笑了笑，指着窗外：“你看那些高楼，每个窗口里都有人盯着你看，你得穿得像模像样，他们才不敢小看你，黑丝袜就像铠甲，裹着你，让你不怕冷眼，不怕嘲笑。”
去年她回老家,给外婆过八十大寿，她穿着米色风衣，里面是件简单的白衬衫，腿上还是黑丝袜，只是跟从前的张扬不同，那丝袜的质地更柔软，光泽也更温润，她蹲在外婆身边，给老人剥橘子，阳光照在她腿上，那层薄薄的丝泛着暖光，外婆摸着她的手，说：“以前总担心你，现在看你，过得好，就放心了。”她握着外婆的手，眼眶有点红，却笑着说：“我啊，早就不是那个穿黑丝袜闯深圳的小姑娘了，但这双丝袜还在，它提醒我，当年那个不怕苦、不怕累的自己，一直都在。”
前几天给她打电话,她说正在给女儿讲故事，女儿问：“妈妈为什么总穿黑丝袜？”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因为妈妈穿上了它，就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超人啊。”我听着，突然想起七岁那年，躲在门后看穿黑丝袜的表姐，她踩着高跟，在泥地上踩出细碎的声响，像一首倔强的歌，原来那双黑丝袜里，裹着的从来不是轻浮，而是一个女孩用整个青春，给自己披上的铠甲——它挡过冷眼，磨过血泡，却始终让她挺直腰杆，走向她想去的远方。
如今表姐的腿上,或许已经有了细纹，但那双黑丝袜，依旧是她衣橱里最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不只是服饰，更是她人生的勋章，是她写给世界的宣言：你看，那个曾经穿黑丝袜闯深圳的小姑娘，如今活成了自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