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雾缭绕的村落里，竹马与山茶一同长大，他总在晨雾未散时摘带露的山茶别在她发间，她则在暮色中为他留温热的粗茶，雾是天然的帷幕，模糊了岁月，却让情愫愈发清晰——山茶年年绽放，竹马的目光也从未移开，直到雾散去，才惊觉那些朦胧时光里，早已种下比山茶更坚韧的心意。
清晨的山雾还没散，像揉碎了的棉絮，缠着老屋的青瓦、竹林的枝桠，也缠着村口那棵老槐树，我提着行李箱站在槐树下，鞋尖沾着昨晚的露水，凉丝丝的,像小时候阿秀给我编的草鞋底儿。
阿秀是村东头老木匠的女儿，比我小两岁，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红头绳扎成两根短辫子，跑起来辫子甩啊甩，像两只受惊的小松鼠，我打记事起就跟在她屁股后头，她在竹林里掏鸟窝，我在下面捡掉落的竹叶；她去溪边洗菜，我蹲在旁边抓石子；她蹲在晒谷场上数星星，我就把偷藏的糖塞进她手心——那糖是城里来的知青叔叔给的，橘子味的，纸都黏糊了，她含在嘴里,眼睛亮得像盛了星星。
我们村叫青石洼，四面环山，一条溪水从村中间淌过，把村子分成两半，我家在西头，阿秀家在东头，中间隔着三户人家、一片竹林和一条田埂，每天早上，我准能看见阿秀提着竹篮从田埂上走过，篮子里装着刚摘的青菜，露珠沾在菜叶上，闪着光，她看见我，就冲我笑，露出两颗小虎牙：“阿哥，今天吃煮青菜还是炒青菜？”我总说“炒青菜”，她就撅着嘴：“又是炒青菜，我想吃腊肉。”我就从兜里摸出两颗玻璃珠，塞给她：“阿爹说等卖了竹编，就给你买腊肉。”她眼睛一亮，把玻璃珠攥在手心，像攥着宝贝：“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那年我十岁，阿秀八岁，我们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后山砍柴，我逞强，非要背最沉的一捆，没走几步就摔了个跟头，膝盖磕在石头上，血珠子冒了出来，阿秀“哇”地一声哭了，蹲下来掏出手帕给我擦，手帕是粗布的，带着皂角味，擦得我生疼，她却不管，眼泪掉在我膝盖上，混着血水和药粉，痒痒的，她从篮子里掏出个烤红薯，掰开，把最甜的那芯儿递给我：“你吃，吃了就不疼了。”我咬了一口，红薯烫得我直哈气，她却笑出了眼泪，说：“你慢点，没人跟你抢。”
后来我爹说要去镇上读中学，走前一晚，阿秀来我家送东西，她低着头，手里攥着个布包，布包里是她纳的鞋底，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刚学绣的花，她小声说：“阿哥，你走了，我给你纳鞋穿，等你回来穿。”我摸了摸她的头，头发软软的，像刚抽芽的柳条：“等我回来，给你带橘子糖，还有城里的连环画。”她点点头，眼睛红红的，却没哭，第二天一早，我爹挑着担子送我去镇上，阿秀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蓝布衫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小小的帆，一直跟着我们的马车跑，直到跑不动了,才蹲在地上哭。
我在镇上读了三年中学，又去了城里读大学，和阿秀的联系渐渐少了，偶尔给她写信，她回得很慢，信纸上是歪歪扭扭的字，说村里又盖了新房，阿爹的竹编卖得更好了，溪边的山茶花开了，比去年还红，我回信说，城里很热闹，有高楼，有汽车，还有卖橘子糖的小店，她回信说：“阿哥，城里真好，可是我想你。”我没回信，因为那时候我忙着参加社团，忙着给城里的女生写诗，忙着假装自己是个“城里人”。
毕业后我留在城里，找了份工作，租了间小房子，忙起来的时候，连家都很少回，偶尔收到阿秀寄来的东西：一袋晒干的笋干，一瓶自家酿的蜂蜜，一双纳好的布鞋，鞋底还是歪歪扭扭的，针脚却比以前细了些，我把鞋收在柜子里，偶尔翻出来看看，想起阿秀蹲在晒谷场上数星星的样子,心里就空落落的。
今年春天，我爹打电话来说，身体不舒服，让我回来看看，我买了车票，坐了六个小时的汽车，又转了辆拖拉机，才到青石洼，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更粗了，枝桠伸向天空，像一把大伞，我站在树下，看见阿秀从田埂上走来，还是那件蓝布衫，头发用红头绳扎成两根短辫子，只是辫子没那么黑了，眼角有了细纹，像溪流的波纹，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阿哥，你回来了。”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像小时候她给我擦伤口时一样。
我们一起走在田埂上，路边的山茶花开了，红得像火，阿秀说：“你走后，村子里变化很大，西头的老王家盖了小楼，东头的小李嫁到了镇上，阿爹的竹编卖到了城里。”我点点头，说：“城里也变了，高楼更多了，车更堵了，橘子糖却不如小时候甜了。”她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