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鸟,生来便与天空相契,振翅间,云海是过客,长风为伴;凝眸处,日月为眼,星河为裳,他的领地不在地面,而在无垠苍穹——那里没有边界,唯有自由的方向,每一次翱翔,都是对大地的告别,与天空的重逢;每一次盘旋,都是对生命的丈量,对灵魂的舒展,天空是他的王国,翅膀是他的权杖,他以最原始的姿态,在云端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老城区的巷口还飘着未散的薄雾,李默已经推着那辆掉了漆的自行车出了门,车后座绑着个半旧的登山包,包口露出卷起的睡袋和一顶帐篷,他抬头望了望灰蓝色的天空,嘴角扬起一个弧度,像笼子里的鸟终于听见风的声音——这是他每周的“飞行日”,要去城郊的老鹰崖,看日出,等风起。
人们总说“男大鸟”,带着点调侃,说他像只没笼头的鸟,三十岁的人了,不买房、不买车,工作换得比季风还勤快,不是去山里当护林员,就是跑去海边做渔民,最久的一份“正经工作”,是在草原上给摄影师当助理,一待就是半年,有人笑他“不着调”,他却只摆摆手:“鸟为什么要待在笼子里?天空才是家。”
李默的“鸟性”,是刻在骨子里的,小时候他爱蹲在老屋的屋檐下,看燕子筑巢,看麻雀啄食,看老鹰盘旋,奶奶总说:“燕子是报春的,麻雀是贪玩的,老鹰是有志气的。”他那时不懂,只觉得鸟儿翅膀一振,就能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多自在,后来长大,被按在“正轨”上——上学、考试、找工作、结婚生子,像被装进透明的玻璃罩,看得见天空,却摸不到风,直到二十七岁那年,他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改方案改到凌晨,突然听见窗外传来一声鸟鸣,清亮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锁住他的笼子,那天夜里,他辞了职,背上包,去了第一次“飞行”的目的地——云南的高黎贡山。
在山里,他遇见了真正的“大鸟”,护林员老杨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却能把每一种鸟的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布谷——布谷——”是催耕的布谷鸟;“黄溜溜——黄溜溜——”是林间的黄腹角雉;“老鹰——老鹰——”是孩子们模仿的鹰啸,老杨却会纠正:“那是凤头蜂鹰,吃蜂的,不是老鹰。”李默跟着老杨巡山,踩着露水穿过竹林,听鸟鸣在山谷里回荡,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鸟巢上,蛋壳里的小鸟正啄着壳,嫩黄色的嘴一张一合,像在说“我想飞”,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奶奶说的“有志气”,不是飞得多高多远,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
后来他去过很多地方:在青海湖边,看候鸟排着队从头顶飞过,翅膀划破湖面,溅起细碎的阳光;在福建的渔村,跟着渔民出海,听海鸥与浪花声合唱,看银光闪闪的鱼群在网里跳跃;在内蒙古的草原,骑马追着云雀跑,马蹄踏过野花,惊起一群又一群的“小云朵”,他试过很多“职业”:护林员时,他每天记录鸟类的数量,发现一种新的迁徙路线;渔民时,他学会了用方言和海鸥对话,知道哪片海域的鱼最多;摄影师助理时,他镜头下的鸟儿,眼神里有风,有光,有不被定义的自由,有人问他:“这样漂着,不累吗?”他指着天空说:“累的是被拴住的心,飞起来,就不累了。”
也有“落地”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会回到老城区的小屋,那是他给自己搭的“巢”,屋子不大,却摆满了“飞行”的纪念品:墙上挂着高黎贡山的羽毛画,桌上摆着青海湖的鹅卵石,窗台上养着一盆野生的蒲公英,风一吹,就飘出几朵“小伞”,他会在午后泡一壶茶,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站在山顶张开双臂,背后是万丈霞光,像一只真正的大鸟,要飞进太阳里,邻居们有时会来找他,让他讲山里的故事,讲鸟儿的趣事,他总说:“鸟儿最懂自由,它们不问去哪里,只问风往哪吹。”
前几天,他又去了老鹰崖,那天日出特别美,金色的阳光把云朵染成了蜜糖色,一群大雁排着“人”字形,从他的头顶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像一首古老的歌,他站在崖边,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却笑得像个孩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奶奶说的话:“鸟儿要飞,就得先学会站。”他现在懂了,所谓的“男大鸟”,不是逃避,不是飘零,而是先找到自己的“崖”——那片能让他张开翅膀的天空,用力地飞。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男大鸟”,它向往自由,渴望远方,不愿被世俗的笼子困住,只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有人却任它飞翔,李默说他不是“不着调”,他只是在“找方向”——找一片能让他自由呼吸的天空,找一种能让他心跳加速的生活,就像天上的鸟,从不问目的地,只跟着风走,因为风知道,哪里有春天。
你看,那只“男大鸟”,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