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鸟，生来便与天空相契，振翅间，云海是过客，长风为伴；凝眸处，日月为眼，星河为裳，他的领地不在地面，而在无垠苍穹——那里没有边界，唯有自由的方向，每一次翱翔，都是对大地的告别，与天空的重逢；每一次盘旋，都是对生命的丈量，对灵魂的舒展，天空是他的王国，翅膀是他的权杖，他以最原始的姿态，在云端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清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老城区的巷口还飘着未散的薄雾，李默已经推着那辆掉了漆的自行车出了门，车后座绑着个半旧的登山包，包口露出卷起的睡袋和一顶帐篷，他抬头望了望灰蓝色的天空，嘴角扬起一个弧度，像笼子里的鸟终于听见风的声音——这是他每周的“飞行日”，要去城郊的老鹰崖，看日出，等风起。
人们总说“男大鸟”，带着点调侃，说他像只没笼头的鸟，三十岁的人了，不买房、不买车，工作换得比季风还勤快，不是去山里当护林员，就是跑去海边做渔民，最久的一份“正经工作”，是在草原上给摄影师当助理，一待就是半年，有人笑他“不着调”，他却只摆摆手：“鸟为什么要待在笼子里？天空才是家。”
李默的“鸟性”，是刻在骨子里的，小时候他爱蹲在老屋的屋檐下，看燕子筑巢，看麻雀啄食，看老鹰盘旋，奶奶总说：“燕子是报春的，麻雀是贪玩的，老鹰是有志气的。”他那时不懂，只觉得鸟儿翅膀一振，就能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多自在，后来长大，被按在“正轨”上——上学、考试、找工作、结婚生子，像被装进透明的玻璃罩，看得见天空，却摸不到风，直到二十七岁那年，他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改方案改到凌晨，突然听见窗外传来一声鸟鸣，清亮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锁住他的笼子，那天夜里，他辞了职，背上包，去了第一次“飞行”的目的地——云南的高黎贡山。
在山里,他遇见了真正的“大鸟”，护林员老杨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却能把每一种鸟的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布谷——布谷——”是催耕的布谷鸟；“黄溜溜——黄溜溜——”是林间的黄腹角雉；“老鹰——老鹰——”是孩子们模仿的鹰啸，老杨却会纠正：“那是凤头蜂鹰，吃蜂的，不是老鹰。”李默跟着老杨巡山，踩着露水穿过竹林，听鸟鸣在山谷里回荡，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鸟巢上，蛋壳里的小鸟正啄着壳，嫩黄色的嘴一张一合，像在说“我想飞”，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奶奶说的“有志气”，不是飞得多高多远，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
后来他去过很多地方：在青海湖边，看候鸟排着队从头顶飞过，翅膀划破湖面，溅起细碎的阳光；在福建的渔村，跟着渔民出海，听海鸥与浪花声合唱，看银光闪闪的鱼群在网里跳跃；在内蒙古的草原，骑马追着云雀跑，马蹄踏过野花，惊起一群又一群的“小云朵”，他试过很多“职业”：护林员时，他每天记录鸟类的数量，发现一种新的迁徙路线；渔民时，他学会了用方言和海鸥对话，知道哪片海域的鱼最多；摄影师助理时，他镜头下的鸟儿，眼神里有风，有光，有不被定义的自由，有人问他：“这样漂着，不累吗？”他指着天空说：“累的是被拴住的心，飞起来，就不累了。”
也有“落地”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会回到老城区的小屋，那是他给自己搭的“巢”，屋子不大，却摆满了“飞行”的纪念品：墙上挂着高黎贡山的羽毛画，桌上摆着青海湖的鹅卵石，窗台上养着一盆野生的蒲公英，风一吹，就飘出几朵“小伞”，他会在午后泡一壶茶，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站在山顶张开双臂，背后是万丈霞光，像一只真正的大鸟，要飞进太阳里，邻居们有时会来找他，让他讲山里的故事，讲鸟儿的趣事，他总说：“鸟儿最懂自由，它们不问去哪里，只问风往哪吹。”
前几天,他又去了老鹰崖，那天日出特别美，金色的阳光把云朵染成了蜜糖色，一群大雁排着“人”字形，从他的头顶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像一首古老的歌，他站在崖边，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却笑得像个孩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奶奶说的话：“鸟儿要飞，就得先学会站。”他现在懂了，所谓的“男大鸟”，不是逃避，不是飘零，而是先找到自己的“崖”——那片能让他张开翅膀的天空，用力地飞。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男大鸟”，它向往自由，渴望远方，不愿被世俗的笼子困住，只是有人把它藏起来了，有人却任它飞翔，李默说他不是“不着调”，他只是在“找方向”——找一片能让他自由呼吸的天空，找一种能让他心跳加速的生活，就像天上的鸟，从不问目的地，只跟着风走，因为风知道，哪里有春天。
你看,那只“男大鸟”，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