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站记是阿娇时光褶皱里最温柔的注脚，老街的晨昏里，那方旧木桌、泛黄的信笺、常坐的藤椅，都藏着她的故事，从青丝到白发，岁月在眉间刻下细纹，却让回忆愈发温润，她守着黄站记的砖瓦与檐角，像守着半生光阴的褶皱——每道痕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爱，每处旧物都裹着时光的暖，这里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岁月，在阿娇的讲述里，慢慢铺成一条通往旧时光的路。
清晨六点半,黄站的铁皮棚子还浸在薄雾里，站牌上的“黄站”二字，漆皮剥落得露出底下的铁锈，像被岁月啃剩的果核，长椅上，陈阿婆准时出现，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缸里装着热茶，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她眼角的细纹，她见人便笑：“等车啊？今儿天儿好。”
陈阿婆口中的“黄站”，其实早年间叫“皇站”——早年镇口有座皇庙，庙前的小站便得了这名，后来庙拆了，站名简化，可老一辈人还是习惯叫“皇站”，只是叫着叫着，音调就拐了个弯，成了“黄站”，这站不大，只有两趟公交经停，一趟去县城，一趟去邻镇，却像根细针，把镇上几代人的日子都缝在了一起。
陈阿婆记得,二十年前，有个总穿碎花裙的小姑娘，天天下午四点准点来等车，小姑娘叫阿娇，是镇上裁缝铺的学徒，扎着高高的马尾，辫梢系着红绸子，跑起来像面飘动的旗，她总爱站在站牌下，从帆布包里掏出张海报，上面印着钟欣潼的脸，眼尾有颗痣，笑起来像弯月。“阿姐，你看阿娇，她以后也要这么红！”小姑娘仰着头，眼睛亮得像盛了星星。
那时候,黄站的候车椅还没修，缺了条腿，小姑娘就蹲在地上，把海报铺在膝头，用铅笔临摹，陈阿婆给她递过热水，她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带了茶。”茶是自家种的菊花，泡在搪瓷缸里，黄澄澄的，和她海报里阿娇的裙子一个颜色，她边画边说：“阿姐，等我红了，也要在黄站立个站牌，上面写‘阿娇站’，让所有人都来找我签名。”陈阿婆笑她：“傻囡囡，红是老天爷赏饭，哪能自己说了算？”小姑娘却倔：“阿娇能，我也能。”
后来,阿娇真的去了香港，走那天，她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在黄站等了半小时，去县城的车才来，她抱着陈阿婆的胳膊哭，眼泪把陈阿婆的蓝布衫浸湿了一小块：“阿姐，我一定会回来！”车开时，她把海报塞给陈阿婆：“阿姐，你替我留着，等我回来，我要在海报上签一百个名。”
可阿娇一走就是十年,黄站的候车椅修好了，换了新的水泥座，站牌也换了新的，刷了层绿漆，陈阿婆的搪瓷缸换成了保温杯，里面的热茶从菊花茶变成了枸杞茶，她总在下午四点往站牌下瞅，盼着能看见那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可每次都只看见卖烤红薯的老李，和几个背着书包的娃娃。
三年前,黄站突然热闹起来，一群年轻人举着灯牌，牌子上写着“钟欣潼，我们等你回家”，在站牌下拍照，陈阿婆凑过去，才发现灯牌上的照片，和当年阿娇的海报一模一样，年轻人说，他们是从外地来的粉丝，知道钟欣潼的祖籍在这里，特意来“黄站”打卡，“这里是阿娇的起点啊。”那天，陈阿婆从屋里翻出那张旧海报，上面的小姑娘已经临摹了上百个阿娇的笑容，铅笔痕被岁月磨得发白，她把海报递给领头的女孩，女孩瞪大了眼：“阿婆，您……您认识阿娇？”陈阿婆点点头，眼眶红了：“她小时候，天天在这站牌下，说要像阿娇一样红。”
再后来,阿娇真的回来了，不是红毯上的样子，穿着简单的白T恤，戴着鸭舌帽，悄悄站在黄站的站牌下，她看着陈阿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陈阿婆却一眼认出了她——虽然马尾变成了短发，可眼尾的痣，和当年海报上的一模一样。“阿娇？”陈阿婆的声音有些发颤，阿娇眼泪掉下来，蹲下身，抱住了陈阿婆的腰：“阿姐，我回来了。”
那天,阿娇在黄站站了好久，她摸了摸新刷的站牌，又拍了拍旧候车椅，说：“阿姐，当年你说红是老天爷赏饭，可我觉得，红不红不打紧，重要的是，有人记得你从哪来。”陈阿婆从保温杯里倒了杯热茶递给她，还是菊花茶，黄澄澄的，像二十年前那个下午。“喝吧，”陈阿婆说，“你小时候最爱喝这个。”
黄站还是老样子,陈阿婆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