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阳光斜斜切进阳台，邻居阿姨搬来小马扎，膝上总摊着本泛黄的小说，她捏着书页，用带方言的语调讲《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我趴在膝头，听她把“风刀霜剑”说成“日子里的冷风”，后来我迷上张爱玲，她翻出压箱底的旧书，扉页是她年轻时的批注：“日子再难，书里有光”，那些小说时光，像老茶慢慢回甘，阿姨的故事和书里的情节，成了我童年最暖的枕边风。
小时候住的老家属院,有棵大槐树，树下总摆着几张竹躺椅，张阿姨就常躺在其中一把上，手里摇着蒲扇，身边围一圈小孩，我就是其中最常驻的一个，张阿姨不是作家，甚至连初中都没读完，但她的“小说”，却是我童年里最生动的连载。
张阿姨的“小说”从不写在纸上，只说在嘴边，她的开场白永远是固定的：“话说从前啊，有个小村庄……”声音带着点苏北口音，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槐树梢的蝉鸣，悠长又带劲，她讲的故事里没有王子公主，只有我们院子里的小孩：东头的胖墩会变成能吃一锅米饭的山猪，西头的丫丫会骑着扫帚飞上天，而我，永远是故事里“最机灵的小帮手”——帮她找丢失的钥匙，帮她从树上救下卡住的小猫，甚至帮她用蒲扇“扇”走乌云，让太阳早点出来。
那年夏天我发高烧,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听见窗外婆娑的蒲扇声，张阿姨坐在床边，手心贴着我的额头，继续讲她的“小说”：“话说咱们村的小机灵，这次生病了，山神爷爷派了只小松鼠，衔来最甜的野蜂蜜……”她的声音混着窗外知了的叫声，像温热的糖水，一点点渗进我的耳朵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蒲扇摇出的风，带着皂角的清香，吹得我心头的燥热散了大半，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特意跑了三条街，给我买了冰糖梨子，怕我妈妈嫌贵，硬说是自家树上结的。
上了小学,我开始读真正的小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甚至偷偷看妈妈的《红楼梦》，可张阿姨的“小说”依旧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有一次我考砸了，躲在槐树下哭，她搬着小板凳坐过来，蒲扇摇得比平时慢：“咱村的小机灵，也会摔跟头啊？记得上次你救那只小猫吗？摔进泥坑里，爬起来照样抱着猫回家，小说里啊，英雄都是从摔跟头里爬出来的，越摔越结实。”她没讲什么大道理，却让我想起她故事里那个跌倒了就捡颗糖吃的小英雄，眼泪竟慢慢止住了。
后来我学着写自己的“小说”，用铅笔写在作业本的反面，张阿姨知道了，非要拿去看，她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啃，读到“小兔子为了给妈妈找胡萝卜，遇到了会说话的蘑菇”，她突然笑出了声：“你这蘑菇，是不是学我上次讲的‘会唱歌的石头’？不过啊，蘑菇哪会说话，得是张阿姨编的‘会讲故事的风’才对！”她拿起红笔，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风娃娃，旁边注：“风婆婆说，故事要带着气儿才活。”
再后来我搬离了老家属院,去外地上学，临走那天，张阿姨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用旧毛线织的围巾，还有一本她“写”的“小说”——那是她攒了半辈子的烟盒纸，每一页都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故事，标题是《小机灵和张阿姨的夏天》，最后一页写着：“小说啊，就是要把心里的话说给人听，就像这蒲扇，扇得风凉，也扇得心热。”
如今我成了真正的写作者,写过不少铅字小说，可总会在某个深夜想起张阿姨的“小说”——那些没有华丽辞藻，却盛满烟火气的故事，那些藏在蒲扇风里的温柔，那些“摔跟头也能当英雄”的勇气，原来最好的小说，从不是印在纸上的文字，而是藏在记忆里，由一个人用真心讲给另一个人听的，关于生活、关于爱、我们”的故事。
张阿姨的“小说”，我至今还在“连载”，只是这一次，换我来讲，讲给她听——在某个飘着槐花香的日子里，在她摇着蒲扇的梦里。